文化临汾:农民作家刘奇康的“精神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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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北安

或许是由于我爱好写作的缘故,刘奇康与我成了忘年交。以前也是只知道他的名字,有同样的爱好,却从未会过面。退休后,也许是缘份,他竟与我在同一个企业,同一个办公室,干同一份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言谈中,我隐隐约约了解到,从他开始产生文学意识起,就一直打算写写自己的家乡,以此追寻他的“精神故园”。

完成于2018年春天的《杏儿黄了》,是奇康的第一部散文集。这部作品共精选了作者80篇以农村生活乐趣,风俗民情,乡村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散文,再现了七八十年代晋南农村生活的画面。全书分为 “童年趣事”、“农事耕作”、“村俗民情”、“乡村变迁”、“亲情难忘”、“回味老宅”、“校园记忆”、“乡村人物”、“灯下漫笔”等九部分,约15.3万字。

在这一篇篇张弛有度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视角进入到乡村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触摸生命的感觉,探究中国农村有着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农业文化和民间文化。在乡村厚土的积淀中,发掘农村历史,认识农村乃至整个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他对自我的寻找和对生活意义的追问中,可以窥见“大传统”和“小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精华或糟粕,可以洞察农村实践的成败得失,可以预见未来农村的路向和前景。

他希望告诉读者,生命宛若灯火摇曳不定,情感好比风雨飘摇中的蛛网,个体的命运在历史、时代、岁月的洪流中,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漩涡。即便如此,对生命的体验、对生活的坚持、对写作的爱好仍会将人们推向不可知的彼岸,而这种对存在缺陷的追求也就是幸福的追求,永远不可磨灭。

奇康出生于古老而神秘的文墨之乡――槐乡大地的双昌村,这里是他的“精神故园”。他在《酸甜苦辣话写作》自序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自幼酷爱写作,初中时期即祟拜山西山药蛋派作家和北京乡土文学作家,常常研读他们的文章,并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挤出钱来购买了许多关于小说散文写作方面的书籍,同时博览群书.

他经常练笔写些东西,初中二年级参加全国首屇中学生〝希望杯〞日记大奖赛,荣获〝优秀创作奖〞。初中毕业后,凭自己的能力被乡政府聘任为专职通讯报道员……”成年后,他先后在新闻单位、企业工作。“连续多年被临汾报社、县委宣传部、县广电局等单位评为通讯员标兵……。”

然而,在许多光环的背后,他却深深地感到“一名囊中羞涩的农民聘用工,数年来,月工资从 80 元到 230 多元。微簿的工资实在难以支撑已有一双儿女的家庭支出。为了供养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完成学业,2013 年,我和爱人(她也放弃 20 多年的教学工作)万里远涉,来到祖国的大西北打工……”

为生活所迫而挥别故土,羁旅他乡,为谋生计,这是很多人走过的道路。虽然他们都有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并非人人都有自己的“故园”。这个词汇里凝结了无从寻回的气息,奇康却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故园”。

浓郁的故乡情感和独有的生活体验成为了他散文的灵感源泉,并最终成为他对人性之本来意义思考的载体。而这种看似有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回望,让他把乡村平凡的生活看得更加通透明澈,因此也就更加韵味绵长。奇康作为一个冷静的生活观察者,犹如灯绳,烛亮了幽深的记忆,于是他叙述的欲望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在那片土地上,生活曾以残酷的面目扑向他。“那时候的我远不比90 年代的少年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玩的吃的应有尽有,就连上学交书费、学费的钱也大都毫无着落。每临新学期开学,许多家长都十分头痛,孩子该上学了,但钱从哪里来呢?父母东家入西家出,常常跑上几家,钱还是凑不够,于是只好去学校见老师,见校长,好话说上一大堆,才先交了书费了事,学费暂欠着。”

在他的记忆里,少年时期《卖桃》的经历至今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奋力拼搏自强不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摆脱了生活带给他的心灵苦难。

历经磨难、饱经忧患,可能毁灭人,也可以造就人,关键在于经历者选择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自己与生活。对奇康而言,生活的拮据,不但没有损毁他光明的内心世界,反而赋予他天性的善良和宽厚。

他说,“过去的岁月无论多么艰苦,也充满了温馨,多少年的拼搏努力,每当拿到透着油墨味的变成铅字的印有我名字的报纸,我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在报社的几年里,我受益很大,感触也很深,既锤炼了我的写作能力又使我取得了写作上的丰硕成果。”尤其是“在新疆的日子里,是我文学创作的春天。我创作的思维空前高涨,创作的思路如麦浪翻滚,达到了笔耕不辍的境地。”

奇康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话语率性自然,情真意切。他作为一个被土地滋养大的,血脉中至今流淌、充溢着土地气息的作家,对家乡、故土、亲情的描绘都是一种反刍、指认和不灭的铭记。

通览奇康的散文感到非常亲切,没有距离,那些人和事,那些物和景,就像自己亲身经历一样。这与他的选材和叙述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家乡民间方言的提炼,给人带来了阅读的亲切感,缩减了与读者心灵的距离,扩大了受众的范围。

来自乡村的奇康,无论是叙写苦难的童年,还是描绘少年的憧憬;无论是歌唱父母的情怀,还是诉说乡亲的生存;无论是追忆乡下的杏树,还是感叹;无论是记录艰难的人生,还是批驳世俗的落后,都显得从容不迫。他就像家乡人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语言形象生动,文风晓畅朴实,通俗易懂,不掺杂任何难懂的词句,以事喻理,少有议论。

阅读《杏儿黄了》你会发现,奇康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故事讲述上,而是在叙述中渗透了自己的情趣和想象。他在《打酸枣》一文中说“每年秋收时节,我都到三姑家跟着表兄们去打酸枣,带回来的酸枣都分给伙伴们吃些,常常要吃上好些天,为了防止酸枣皮干,祖母就依照三姑教的法子,把酸枣放进罐头瓶子里,用酒浸过,盖严实,吃得时候抓上一把,那味好吃极了。”

他在《第一次进县城》中对生活的思考更赋予了作品深厚的伦理情感 “大约是7岁,我幼小的心灵里隐约觉得,父辈们是多么的不易,他们整日劳碌着,连个整碗的豆腐菜都不舍得吃,为了家人,为了儿女,他们忍受着饥饿,强顶着寒冷,一天又一天。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又何尝不是顶着烈日,淌着汗水,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们以男子汉的脊梁支撑着各自的家庭。”整篇文章,以强烈的乡土意识和寻根式的母题贯穿始终。毋庸置疑,对于槐乡文坛来讲,奇康是一位值得期待的、具有较高文学天赋的作家。

奇康在幽默而冷静的叙述背后,深切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而又试图展示人类与生俱来的意识劣根性,并通过鲜明的语言呈现出来。

他在《自留地》一文中说“大集体年代,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夏秋作物的产量都是很低的,加上十年九旱,保种不保收,各家各户所分得的东西有限,常常是饥不饱腹,勒紧裤带,精打细算,也只能撑到年关,为了填饱肚皮,人们各显神通,山货野菜,地里生的,树上长得,大凡能下咽的东西一律抢破头皮,甚至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谁抢上谁有,谁有谁吃,五谷杂粮,无所不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留地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一家,许多家庭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其间包含了深刻的人生体察、文化悲悯情怀以及描写所呈现的硬度与质感,在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中直抵生活的深处。作者放弃了抚摸式的安慰,而是将解剖的利刃直接切入。当然,作者很阳光地肯定了在古老的乡土发展进程之间,在历史与责任之间,“人”面对困境中所展露出来的勇气、尊严与良心。

民盟中央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骏虎先生在《一部用散文写成的风俗志》序言中说“读他在散文集《杏儿黄了》的自序里的自述文字,令我惊讶,慨叹,感佩,并产生深深的共鸣:我只以为自己出身农家,矢志文学,艰难奋斗的人生路程不易,却原来奇康先生的遭际更为不易,我们共同的不仅仅是出身,也是都因为写文章而改变命运,更是对文学的心心念念一生不悔……奇康先生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纯粹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用尘土飞扬又炊烟袅袅、小河潺潺、温情脉脉的文笔写就的晋南乡土风俗志,这部书的价值超越文学而成为志书”

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很显然,奇康把截取的那段丰富多彩的乡村记忆《闹红火》《拜年》《看戏》《月儿圆》《王八鼓》一份份浓烈的亲情,犹如一幅延绵不绝的《清明上河图》奉献给故土家园,奉献给了父老乡亲。

然而,他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或者歌功颂德,而是让历史的沉重让位于心灵的沉重。虽然,生活中处处充满悖论,奇康却在奋斗中寻找幸福的时候,“精神故园”就在他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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