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30余载 襄汾陶寺遗址有一对夫唱妇随的古遗址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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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经过3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们夫妇在一起成长。这么多年来,冯九生先后开探方(探沟)达30余个,主要参与了闻名世界的陶寺古观象台,陶寺大城城墙、宫殿、下层贵族居住区,黄河小浪底水库等重要遗迹的发现和发掘,还参与了陶寺中期最大的墓葬M22等200多座古墓葬的发掘,《襄汾陶寺》发掘报告的整理,一步步成长为考古队的特级技师。而妻子赵晔,虽然不参与一线的考古发掘,但是也成了考古队的文物修复、管理方面的主力。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陶寺考古队),有这样一对伉俪——冯九生、赵晔。丈夫冯九生从事考古发掘,对出土的文物进行绘图、拍照、修复等工作,先后参与了闻名世界的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大城城墙、宫殿等重要遗迹的发现和发掘,是考古队的骨干。而妻子赵晔,虽是“半路出家”,但是凭借多年的学习历练,成功修复无数破损文物,成为考古队文物修复、资料管理方面的主力。30余年来,他们夫唱妇随,在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起工作,共同奋斗,为考古事业挥洒汗水。

夫妻俩把家安在了考古队

盛夏时节,在临汾市襄汾县塔儿山下的陶寺村旁的沟壑土塬上,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生机勃勃。在庄稼地的中间,零散分布着几个长方形的坑,考古队称之为“探沟”。而在不远处,则矗立着一个由砖砌成的大型古观象台复原景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陶寺遗址。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发现了陶寺遗址,在这里发掘出很多绳纹装饰的灰陶片,也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起点由原先的“距今3700年前后”,推前到“距今4200年左右”,这里因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最早的中国”。在之后的40年,这个考古队(后被称为陶寺考古队)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专项考古发掘和研究。处于晋南盆地的这一古老文化,被现代考古学家定名为陶寺文化。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呕心沥血,一个个惊人的考古发现,使得陶寺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陶寺遗址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作为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该遗址涵盖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时达到鼎盛,修筑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地位崇高的宫殿区、独立的大型仓储区、等级分明的墓葬区等。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都城完美呈现。而冯九生、赵晔两口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进入陶寺考古队工作,也有幸参与和见证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考古遗迹发现和发掘。

今年57岁的冯九生是大宁县连村人,从小就喜欢绘画,小时候经常拿木棍在地上画鸡、狗等动物,上初中时曾画了很多战争题材的连环画,弟弟冯全生还专门为他的画编辑了图片说明。1982年,冯九生得到临汾筹建中的博物馆招聘画图工的消息,便参加了考试。十多天后,他接到通知,前往在襄汾陶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报到,进行工作实践。

“我家世代都是农民,每天同黄土疙瘩打交道。家人本想这下可好了,终于出了个城里上班的。”冯九生笑着说,来考古队之前,他以为会在室内从事一些绘画的工作,结果却一直行走在山坡上、田野间。“以前是种地,后来是‘挖土’,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到了另一个村。”他说。

因为临汾博物馆迟迟没能建成,冯九生后来直接留在了考古队工作。1985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当讲解员的赵晔,并于1987年结婚。两年后,赵晔为冯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初,赵晔和孩子一直在襄汾县城,而冯九生是哪里有工作就得转战去哪里,加上当时交通不方便,回一次家十分困难。

“因为当时孩子小,需要照顾,我就被迫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那时见一次老冯真的很难,一年有八九个月都在考古队,回到家孩子都不认识他了。”今年54岁的赵晔说,1991年,考古队的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就让她把家“搬”到了离陶寺遗址不远的赵店村考古队工作站驻地,后来将工作正式调到考古队,主要负责文物修复、资料管理、后勤等工作。

赵晔性格随和、开朗,很快就和队里的同事打成一片。“一般人看来,考古是一个很神秘的行业,手拿洛阳铲,能探出许多珍宝。其实我最初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是为了这个家才留下来的。”赵晔说,当真正融入考古队这个大家庭后,思想开始转变,觉得能和考古队的队员发掘、探究历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就这样,赵晔成为冯九生工作中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伴侣。

夫唱妇随,野外观测陶寺古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比英国的“巨石阵”早400多年。说起这个观象台的发掘与观测,冯九生、赵晔的思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有辛酸也有甜蜜。

2002年,陶寺考古队在陶寺遗址(观象台处)进行钻探工作。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宏大、功能复杂,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台基形状为大半圆形,在台基上由13个柱子围成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以前钻探,大概能猜出来地下是什么东西,可这次,古墓、城堡、城墙等猜测都排除了!我们遇到了多年来根本就没见过的东西。”时任山西工作队副队长的高江涛博士说,挖开 (现观象台位置)土层时,是一根根的夯土柱,不规整的柱子呈半圆形排列,13根柱与柱之间留出了12道间距不等的缝隙。

经过多天的讨论探究,考古队员们没人知晓这些土柱的用途。“塔儿山、太阳、缝隙,是不是古代用来观测天象的?”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何驽博士和同事们根据天文考古学家武家壁的指点,结合《尚书·尧典》中的记载,大概确定了这些夯土柱观测天象的功能。

如果是用来观测天象的,应该从什么方向观测?怎样观测?带着种种疑问,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又开始了新的探寻之旅。队长何驽将观测任务交给了冯九生负责。而妻子赵晔考虑冯九生一个人从事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孤单”,于是夫唱妇随,在后来整整两年的观测当中,一直陪伴在丈夫左右。

冯九生介绍,从2003年至2005年,观测历时两个回归年,共77次。“当时并没有大家现在看到的古观象台复原景观,我们每天到达遗址的第一件事就是搭架子,用13根带孔的货架子模拟挖掘出来的13根夯土柱子,每个架子根据塔儿山太阳的出点定为4.5米高,根据太阳的出与落重复地观察探究。”冯九生说,从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又到冬至,刚开始是瞎试,因为根本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看,每次观测都用数码照相机、胶片相机、摄像机记录,但有时受天气因素影响,一卷胶片36张,拍摄下来只成功4张。

每到二十四节气中的节令时间,冯九生和赵晔就需要赶在日出前,从侯马市家中到达襄汾陶寺遗址进行观测。“夏天还好说,冬天有时候气温低到零下20℃,相机都不工作了,在荒郊野外可把我们冻惨了!即便是条件再恶劣,我们几乎没有耽误过观测。但仅有的一次记忆非常深刻。”赵晔回忆,2004年腊月廿九凌晨3点,夫妻俩早早起床往陶寺赶,不凑巧的是,他们乘坐的吉普车由于老旧,抛锚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临近年关,又是半夜,实在联系不到修车的地方。两口子与司机师傅在寒风刺骨的冬夜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之后,好不容易修好了车,却耽误了观测的时间。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也正值“大寒”节气,夫妻二人又起了个大早,赶去陶寺观测。“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当夫妻二人站在遗址现场,给领导报告观测成功的消息时,何驽队长兴奋地说。“观测完毕,收拾停当,我们才赶紧回家,一起张罗着包饺子,吃年夜饭。虽然很疲惫,但弥补了前一天的缺憾,心情还是很高兴的!”赵晔说。

冯九生、赵晔及同事们凭借不懈努力,反复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找规律,做记录,研究观察,最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选定了观测点,观测出了太阳的起落规律。

冯九生说,观象台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柱子之间的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从而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通过多年实地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通过观测得知,古时候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种植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陶寺元首们通过掌控天文官的观象活动颁布历法,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

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15位天文学家基本肯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这一定论,让冯九生、赵晔夫妻与同事们非常高兴,总算辛苦没有白费。

每名考古队员都是古遗址卫士

7月15日,在侯马南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工作站里,冯九生正在忙着整理上半年发掘的襄汾陶寺文化宫殿区的图纸和照片。而他的爱人赵晔正在另外的房间里,与同事一起清洗发掘出来的陶片,并进行采样浮选。

30多年来,除了考古发掘,冯九生另外重要的工作是给考古报告里的墓葬、灰坑中的骨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出土器物拍照,把插画插图绘制出来。他说,干这行必须得爱这行,要有敬业精神,绘制考古插画图必须仔细,不能有半点马虎,对着文物、人类遗骸画图时都得怀着一颗敬畏的心。

“天天和墓葬、古物打交道,你们心里恐惧吗?”记者问。冯九生回答,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下到阴森的墓穴当中,面对棺椁或者累累白骨,闻着霉变刺鼻的气味,也曾胆怯过,甚至对考古工作产生了强烈排斥心理,到后来慢慢适应了,并热爱上了这个行当。“我负责管理物料,库房里有时也存放着发掘出来的尸骸,但在我眼里,它们只是放了几千年的普通骨头。”赵晔说。

赵晔说,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要编号、照相,还要把残片保存好以备复原。尽管原来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但她边学边干,多年来已经熟能生巧,做得也越来越好,一片文物残片只要有口、底、高度,经过拼对、捏泥、刷蜡、取泥、注石膏等工序就能复原。有些复原文物的工具都是她自己动手制作的。

“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冯九生说,遗址和文物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祖先留下的东西,每名考古队员都是一名古遗址卫士,每次勘察和发掘都是对古墓和遗址的保护,不丢一粒土,还原最古老的信息,这是考古人的最大追求和快乐。

经过3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们夫妇在一起成长。这么多年来,冯九生先后开探方(探沟)达30余个,主要参与了闻名世界的陶寺古观象台,陶寺大城城墙、宫殿、下层贵族居住区,黄河小浪底水库等重要遗迹的发现和发掘,还参与了陶寺中期最大的墓葬M22等200多座古墓葬的发掘,《襄汾陶寺》发掘报告的整理,一步步成长为考古队的特级技师。而妻子赵晔,虽然不参与一线的考古发掘,但是也成了考古队的文物修复、管理方面的主力,在职称上比九生“稍低一点点”。她谦虚地说:“我虽然是个高级技师,但我们的家庭和睦,生活充实”。(记者 刘江 通讯员 王隰斌)

原标题:“夫唱妇随”30余年坚守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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