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作者及其历史贡献——解读贾存仁墓志铭
18世纪70年代左右，有一本叫《弟子规》的启蒙读物，刊行于世并渐次广为流行，影响颇巨。这本书的作者及其定名者是何许人呢？答案十分肯定，他就是对《训蒙文》进行第二次创作的贾存仁先生。之前的200多年来，不少人均认为《弟子规》的作者，仅为创作《训蒙文》的山西绛州（现山西省新绛县）的李毓秀先生，而贾存仁先生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08年，山西省浮山县张庄乡佐村一铁厂扩建，无意间发掘了贾存仁先生及其父亲的坟墓。《皇清例赠文林郎辛卯科副榜贾木斋先生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和《皇清处士原考儒学生员显考显亭府君暨配显妣范太君显继妣王太君合葬墓誌》先后重见天日，一下子使贾存仁先生“活”了起来。这两通墓志（铭），为世人研究贾存仁先生的生平、事迹与著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
一、贾存仁的生平与家世
贾存仁先生是何许人也？其实民国24年再版的清代刊行的《浮山县志》是有简略记载的。《浮山县志·卷二十七·孝义》：“贾存仁，字木斋，乾隆辛卯科副榜。事亲至孝，朝夕承欢，不乐仕进。家虽淡薄，而甘旨未尝少缺。尤功书法，精韵学，著有《等韵精要》及《弟子规正字略》诸书行世。祀孝弟祠”。这段文字尽管简略，但已明确记载贾存仁著有《弟子规》这一重要事实。
同时，《浮山县志·卷四十二·艺文·碑记》中，有收录的清乾隆乙亥年洪洞进士范鹤年，于乾隆50年即贾存仁去世第二年安葬时，为贾存仁撰写的《清例授修职郎乾隆辛卯科副榜馀田贾老先生懿行碑记》。该碑记写道：“先生姓贾氏，讳存仁，字木斋，馀田其号也，世为浮山人。”同时也传达了贾存仁“订正《弟子规正字略》”的信息。
但贾先生何时出生，何时去世却只字未提。这不免令人遗憾。2008年，清·乾隆甲寅年恩科解元、嘉庆己未二甲进士襄汾人贾履中撰写的《皇清例赠文林郎辛卯科副榜贾木斋先生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出土，不仅回答了这一长期困扰世人的问题，而且还揭示了贾存仁先生家族世系。该《墓志铭》明确记载：贾存仁生于清“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甲辰“二月二十二日”，卒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即公元1784年“甲辰润三月七日”，“寿六十有一”（虚岁）。由是，贾存仁先生的生存时空第一次有了准确的时间定位，“贾存仁”三个字不再是抽象的字符。
贾存仁《墓志铭》出土时，还有一通重要的《墓志》出土，那就是《皇清处士原考儒学生员显考显亭府君暨配显妣范太君显继妣王太君合葬墓誌》。这通《墓志》是贾存仁亲自为其父母合葬撰写的。该《墓志》揭示的贾存仁家世更为久远和详实。“始祖讳宗道，世为平阳浮山人，城南左村居焉。八传至：先高祖讳钟玘，字佩轩，始移城内。先曾祖讳润，早卒。先祖考讳祥凤，字桐雀。以吏候选府经历司经历。平生慷慨重义，有古鲁仲连风。配段太君，以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生先考焉。”
贾存仁《墓志铭》也记载：“自高祖讳钟玘徙城内，再传为曾祖润，三传为祖父祥凤。尝考授府经历职，非其志也。生皇宝，字献廷，有声黌序，为先生考。妣范氏，继妣王氏。范生子二，先生居伯，次讳存义，早卒。上世业儒术。自明季播迁隐於农者累叶。大父祥凤公，生當我国家承平之时，志绍先业以诗书勖子孙，自是砚田笔耕；家日以落，然不为利驱。至先生而愈苦愈励，盖其难也。”从贾存仁的《墓志铭》还可以知道，贾存仁夫妇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与夫人合葬时已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和一个曾孙。
贾存仁《墓志铭》提供的这些信息显示，贾存仁家族是一个比较殷实的耕读之家。这里重点说“读”。远的无考，从其祖父祥凤说起，墓志铭即说：其祖父“志绍先业以诗书勖子孙，自是砚田笔耕。”到贾存仁父亲时《墓志》记载为：“先考为人严毅方正，以古道自励。喜读书，无油则以线香代之，终身不倦。年二十三为邑庠生员。时先祖考在堂抚之曰：‘第读书，外事有吾在，毋与也。’ 先考唯唯，记览穷日夜不休。”还说：“初，先祖考所以期先考者甚大，故先考既失怙，犹下帷不出者十余年。性嗜酒，有兼人量，服除终不饮，盖志有所在，故能忍嗜慾如此。”
到贾存仁时，其家为诗书之家就更加显现。《墓志铭》记载：“先生生而颖悟，有至性，读书务求根柢。尝寝食於有宋五子及诸理学书。”其实，1785年范鹤年撰写的《懿行碑记》已先于《墓志铭》有类似的描述：“贾先生天性挚厚，而得学者尤深，读书必切实理，曾不作陈言放过，善疑亦善悟，以圣贤为必可学。”“晚年益肄力经济之学。游京归，掌教安泽书院。甫二岁，衰且病矣。犹孳孳汲汲商榷至丙夜不休，病且剧。有止之者，辄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至于贾存仁的后代就无须赘述了，此仅举一例说明。《墓志铭》记载：其长子贾若芾“乾隆已酉拔贡生，试用教谕；甲寅署盂县学，中式是年恩科举人，拣选知县。”
二、贾存仁与《弟子规》
有关史料记载，清顺治到雍正时期的绛州人（今山西新绛）李毓秀创作了启蒙读物《训蒙文》。李毓秀，字子潜，系现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人（今址），生于1646年，卒于1729年。一生主要活动是教书，科举只考中秀才。但其著述却颇丰，被时人尊称为“李夫子”。他结合自已的教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以课学童。
贾存仁出生于1724年，比李夫子出生晚78年。但他的某些经历与李夫子有些相似。他出身耕读之家，幼年从师李学遂先生，并被“先生所器重”。然而，他少年却遭遇不幸。据《懿行碑记》和《墓志铭》所载，他虚岁8岁起，就承挑起了侍奉病母的重担，先后长达15年之久。1744年，在其母病逝前一年参加了甲子乡试，未中。一生大多在乡村从事教育活动。1775年问世的《等韵精要》一书，即为贾存仁先生自著的“贾氏家塾”课本。正如《墓志铭》所言：“先生少逰庠序居艰，后淡於进取，辛卯中副车。”在求学或教学过程中他接触了《训蒙文》，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在把握其要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教书实践，以及对韵学的精湛造诣，对《训蒙文》进行了二次创作，并改名为《弟子规》。
在此之前，《训蒙文》的作者为李毓秀世人已知晓，但对修订《训蒙文》并改名为《弟子规》的贾存仁则知之甚少。现收藏于北京市某私人收藏者家中的《弟子规》一书，是1898年，即清“光绪戊戌重镌”的。该书沿用的是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由“后学李慎叙于西安郡斋”的版本。该书正文前，明明白白写着《弟子规》由“绛州李子潜先生原著，浮山贾存仁木斋节订”。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贾存仁作为《弟子规》作者之一是被世人公认的。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贾存仁的名字却渐渐消失，直到2008年贾存仁先生的《墓志铭》出土，“贾副榜”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2013年，《山西晚报》记者余跃龙数次赶赴浮山，在查阅了大量史学资料，走访了许多专家学者后，进一步证实《弟子规》的作者确实应该是浮山县贾存仁先生。
从浮山县出土的贾存仁的《墓志铭》的内容来看，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二次创作绝非偶然。贾存仁自幼喜好读书。正如《懿行碑记》和《浮山县志》所说，他“恒沉潜于有宋五子及诸儒理学之书”，“尤功书法、精韵学”，博学多才。“中年讲授韵学，自《华严指南》、《皇极经世》而下，数十种胥淹贯。由是成《韵诗考源》、《等韵精要》、《音汇》三书。”就拿《华严指南》来说，一般人望文生意，会误认为它是一本有关佛经入门的书。其实不然，《华严指南》是包含佛学有关42个字母的韵学书籍。再说《等韵精要》一书，这是贾存仁先生现存世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已将其收入其中。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当代许多大学研究中华音韵学的基本教材之一。贾存仁对韵学有如此深厚的功底，他把《训蒙文》改编为类似于《三字经》形式的韵文，无疑是轻车熟路了。
再则，贾存仁先生“位卑未敢忘忧国”。其虽生于偏僻小县，但却具有“胞舆之心”。《墓志铭》说：“其伟抱硕画蕴诸中，而堪见诸用也。先生会通治体，抱疾犹披览商订不辍。殁之日，其稿散佚。然尝有见之者，谓其体用明晰，敷陈恺切。大类《陆宣公奏议》，吕新吾先生《呻吟语》、《实政録》诸书，则先生可知矣。”正因为贾存仁先生具有“伟抱硕画”，一生把教育青少年作为重要课题之一，节订或订正《弟子规》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从贾存仁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历，也能证明他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力。《墓志铭》载：“先生之逰京师也，馆於济南周林汲太史。维时，朝廷开四库馆，命词臣釐订古藉，太史领修。有冯氏易属先生秉笔书，上无驳议。都下为人文渊薮。戴东原太史号一时鸿博，每与先生谈移晷不倦。盖戴之所长者博洽，而先生每有所得，则能味其深奥，故为所许也。”再从为贾存仁先生撰写《懿行碑记》的洪洞进士范鹤年，撰写《墓志铭》的进士贾履中，篆墓志铭盖的进士任伯寅来看，贾存仁先生生前也非等闲之辈。这从侧面证明贾存仁先生当年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
三、贾存仁的历史贡献
本世纪初出版的《中华印刷通史》中有这样的记述：“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图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书铺林立”。“所刻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经》、《四书》、和启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七言杂字》，以及粗学书写的字帖、仿影等。”从这段文字可知，一百多年前《弟子规》在北京或全国已广为传播。这个推断是有根据的。如前面所讲到的1874年刊行的《弟子规》，其序言是由“后学李慎叙于西安郡斋”的；尔后，1779年江苏盱眙进行了重刻；不久，1898年开封又“重镌”，其版则存于“汴省鲍乾元书铺”，即为最好的例证。
《弟子规》之所以在清朝能广泛流传，首先是《弟子规》以儒学为主旨的内容得到清政府的肯定；第二，《弟子规》中弘扬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弟子规》三字一句的韵文形式，尤其适合童蒙以及家长的需求。当年“火”起来实为必然。
《弟子规》既然是“规”，它从点滴入手，从培养学童的规范言行入手，继而影响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用现在的眼光看，《弟子规》的内容也没有太大的负面效应。事实证明，贾存仁把李毓秀的《训蒙文》改编为韵文功莫大焉！他为中华文明之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贾存仁晚于李毓秀出生长达78年，为《弟子规》的问世、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哪么多年来为什么“李夫子”享誉九州，而“贾副榜”却鲜为人知呢？究其原因，这固然与浮山地域偏僻，经济文化欠发达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历史文化名人重要性的高度认知，宣传措施、力度乏力，这才是造成世人只知“李夫子”，而不识“贾副榜”这一“尴尬局面”的关键所在。这不能不说这是浮山的一件憾事。
所幸的是这种“尴尬局面”正在改变。以新绛县近几年对李毓秀的研究为例，起初他们认为《弟子规》就是李毓秀的著述，与贾存仁无关或关系不大。出生于新绛县的《山西青年报》社记者王俊闳先生曾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贾存仁先生对《训蒙文》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修改和订正，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弟子规》的传播和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俊闳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评价是公正的。若没有李毓秀的《训蒙文》，或许就没有《弟子规》的问世；若没有《弟子规》，或许《训蒙文》也会被湮没于人世间。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李毓秀先生的其他存世著作不少，而偏偏《训蒙文》却失传了。这或许正是《弟子规》的魅力所在吧！
唐玄宗在《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中有这样两句话：“继其后者天其祖，习其训者父其师。”其大意是说对祖先和先贤要继承和敬畏。贾存仁先生是浮山县历史文化名人，我们作为后人理应对其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要努力挖掘其闪光点，并全力使其打造成浮山县的文化名片。
最后，用一副三字联结尾：一规立；万世荣！（赵耀景）（据“奋进张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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